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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丨姜波：房地产业野蛮狂飙，成为反噬社会的巨大怪兽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
房地产业野蛮狂飙，
成为反噬社会的巨大怪兽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
（52~53）
作者：姜波
（上）
日本泡沫经济、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房地产惹的祸！
日本当年的“土地神话”，把日本经济和社会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国内一些城市出现的“集体断供”，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危险信号！
药进，我在东京读书时结识的好朋友。东北人，热情豪爽，乐于助人，却温文尔雅，谈吐诙谐。一开口，满脸的笑容把近视镜片后面不大的眼睛挤成了一条细缝。
这家伙，日语好得不能再好啦。好到什么程度呢？在餐厅吃饭，等着上菜期间，他闲得无聊，竟去纠正邻桌日本人讲话的语法错误。
这也难怪。他中学就开始学日语。东北师范大学的本科、东京外国语大学的硕士、上智大学的博士，都是主攻日语（他后来写的《大日本 小日本》一书，真是精彩）。
由于日语好，加之社会交游广，很快成为留学生中“先富起来”的佼佼者。同样是勤工俭学，我们还在拼命刷盘子的时候（每小时六七百日元），他已经当上中文老师了（每小时两三千日元）；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讲中文的活儿时，他开始接团当翻译了（每天好几万日元）。
毕业后，他被几所大学聘为非常勤教员，便在日本定居了。定居啦，手头又攒了些钱，就想着“居者有其屋”。
1998年时，他认为泡沫经济已经见底了，东京房价也跌得差不多啦（那时东京的房价跟泡沫经济鼎盛期相比，几乎已经腰斩），就花了5200万日元，在东京市郊买了一幢独门独院的不到2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
2001年，他请人做评估。房地产评估师屋内屋外转了几圈后放话：“先生，如果有人出价3000万日元，赶紧出手！”
纳尼？！仅仅3年，竟贬值了40%！
泡沫经济就是这样，进行了一次不公正的财富重新分配，使整个社会伤痕累累、积重难返！
除了两次石油危机，直到1980年代，日本一直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优等生”。保持4—5%的经济增长率，是当时历届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
1985年9月，G5国家（美、日、英、德、法）签订了“广场协议”，共同进行外汇干预以应对美元过度升值，这导致日元快速升值。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60：1急剧上升到130：1。这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经济来说，简直有如灭顶之灾。难道要重蹈两次石油危机时经济负增长的覆辙？
为了防范“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地刺激经济增长。1986年，日本政府公布了总额6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决心大幅度追加公共投资；并讨论对所得税、居民税、法人税、遗产税等实施全面减免；而且还出台具体措施，促进企业以剩余资金购买股票。
激进的财政政策配套着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中央银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将官方贴现率从6%迅速降至2.5%。这是日本历史之最低，也是当时发达国家之最低。1987年到1990年，连续4年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超过10%。
与此同时，由于美国重压，也出于日元国际化的目的，日本政府放弃了“窗口指导”等严格的监管手段，开始了金融自由化（利率自由化、融资自由化、业务自由化）之旅。
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揭开了日本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的序幕。
“自由”了的日本各商业银行在低利率的大背景下，不仅大量超额发放贷款，而且股指期货、可转换公司债、海外发行债券等金融衍生品有如雨后春笋。同时，国际热钱一下子大量涌入日本。
监管放松，金融自由，天量资金一下子涌向社会，日本企业钱多得花不完。这些“流动性过剩”的资金很少用于企业主营业务，大部分流向股市和不动产业，推动着股价和地价的一涨再涨。由于修订了银行法和证券法，可以混业经营，各大商业银行争相向自己的并没有存款业务的“金融皮包公司”融资，由这些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参与土地投机。
当时大都市周边的土地供不应求，许多大不动产公司甚至动用黑社会力量用不正当手段夺取土地，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毫无收益可能的偏远乡村土地也作为休闲旅游资源被炒作到高价。从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利润被用来购买股票、债券、高尔夫球场会员权，另外也包括海外的不动产、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豪华跑车、海外旅游景点等等。以至于有经济学家忧心忡忡地呼吁：“制造业才是永远。”
据日本房地产研究所统计，与1985年相比，东京、大阪等六大都市1991年的商业用地价格上涨了302.9%，而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分别上涨了180.5%和162.0%。在全国范围内，统计数据显示，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以及工业用地的价格分别上涨了80.9%、51.1%和51.7%。
到1990年，日本土地总价2365万亿日元，超过GDP总值5.5倍。日本的地价总额竟相当于美国地价总额的4.5倍！
如果把1.35万平方公里东京圈地价总额折成美元，可以把930万平方公里的美国买下来！
东京银座四丁目，也就是著名的三越百货店那里，一坪地（3.3平方米）火箭般地升腾到1.2亿日元，相当于每平方米200多万人民币！
1985年，日本国土厅公布了《首都改造计划》，政府提出要将东京建成国际化大都市，预测到2000年，东京需要建250栋超高大楼。这更是搅动了人们的欲望，加速了“土地神话”的蔓延。
日本的土地是最稀缺的，而日本经济又如日中天，日本地价将永远升值。“土地神话”刺激着人们一往无前。
企业炒地皮，居民炒房产。地价暴涨，房价更是升腾。
“财技”成为人们交谈的热门话题。房价的快速上涨催生了大量投资者的炒房行为，甚至成了家庭主妇之间的热门话题。炒房可以快速致富，推动着房价越来越高，东京成为全球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
买新房，换大房，以前普通人的梦想似乎一下子就可能成为现实。在东京420万个家庭中，本来有56％是租房生活的。但面对房价火箭般的升腾，加上媒体不断忽悠东京进入了“亿宅时代”（就是普通中产阶级一套住房需要1亿日元），许多家庭大量举债，即使掏空口袋，也要乘机买房，千万不能被“这班车”甩下。
房供不应求，二手房几乎一天一个价。当时日本的楼盘都需要摇号。据报道，中签比例只有1/3500，最高的时候1/6000。
日本经济在疯狂的“土地神话”中直追美国……
泡沫毕竟是泡沫，不可能永远吹下去。
面对日本家电、汽车，尤其是半导体、计算机等领域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开始反击，全面打压日本经济；日本银行也感觉经济过热，开始了银根紧缩；加之经济周期的缘故，日本经济进入了下行通道。
1990年底，一个大学生发明的新词——泡沫经济——成为日本年度流行语。
泡沫开始破灭了。退潮了，暴露出裸泳者；但此时的日本，几乎是全民裸泳！
泡沫的破灭，使日本经济被打回了原形。最惨烈时，东证交易所的股价指数只相当于高峰时的1/5；地价和房价都下跌50%以上，东京大阪等大都市跌幅达2/3……
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发布《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这一人为的急刹车导致了本已走向自然衰退的泡沫经济加速下落，并导致支撑日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此后，日本银行也采取金融紧缩的政策，进一步加速了泡沫的破裂。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不动产业的贷款。
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特征是依靠信用。长期的信用增长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一旦信用无法扩张、无法跟上房地产的增长速度后，信用缺口就越来越大，最后就造成房地产彻底崩盘。
到1993年，日本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全面崩溃，遗留下来的坏账高达6000亿美元。倒闭和被收购的房地产公司不计其数，大量建筑成为“烂尾楼”。建筑业遭受灭顶之灾，1994年合同金额不足高峰期的1/3。
为房地产业不加管控提供资金的银行业也遭受重创，不得不合并重组。著名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倒在“土地神话”中倒闭，赫赫有名的北海道银行破产。1980年代，世界最大的10家银行中有6家是日本的，现在1家也没有了。
那些依靠炒房的投资者们，他们本身就是依靠银行贷款来购置的房产，现在楼市一夜崩盘，他们手上的财富瞬间变为负数，无数的炒房者因此赔得血本无归。泡沫破裂后许多日本居民成为千万“负翁”，家庭资产大幅度缩水，长期背上严重的财务负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严重影响正常消费。
很多背负巨额债务的人们，只得昼夜不停地工作以还债，以至于出现过劳死的现象。一些债务压力大的人们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有的选择切腹自尽，有的选择跳楼自杀，有的选择服毒结束自己的生命。
近三十年里一路高歌的中国房地产存不存在泡沫？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在国际社会，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购买一套普通住房的费用，应该相当于其家庭年收的五六倍。
即使在日本泡沫经济鼎盛期，东京大阪等中心城市的房价也没超过普通家庭年收的15倍。
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我国一线城市，一套普通住宅的价格竟相当于中产家庭年收的40倍以上！
（下）
房地产的确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
有人统计过，房地产业不仅是钢铁、水泥、建材等上游产品最大宗用户，而且可以带动下游50多个行业的发展。
经过20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国居民的住房拥有率和人均住房面积，都达到国际平均水准，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成就。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的限定。如果听任房地产业像脱缰的野马，不加限制而任其畸形发展，就会变成巨大的社会病灶！
我们正在为房地产业的过度辉煌而付出代价！
回过头看，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土地神话”比今天的中国来，要温和多啦。因为日本企业炒地皮时，政府只是放任不管，并没有“助力”！
于特殊的税收制度，中国的地方政府对发展房地产业，有着不可遏制的激情和动力。不仅是因为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可以一分钱不必上交中央政府而归自己任意使用，还有房地产业本身及相关产业的税收也相当可观。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全国各地对土地财政的平均依赖程度为35.9%。在一些城市，土地出让金甚至已经超过了财政收入！
这笔巨额资金，不仅是“救命钱”，是“吃饭钱”，而且也是“发展钱”。如果没有这笔资金，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无力支付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开支；无力支付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投入；无力支付政府机关本身迎来送往、购车购物等费用。如果没有这笔钱，那些地铁、马路、公园、大桥等，只能是画饼充饥。
“土地资金——城市扩张——GDP增长”，已经成为众多城市发展模式。当年所谓的“经营城市”，其实质不过是大肆卖地。
从目前“保交楼”成为国家的指导政策，从一些地方领导频频为房地产业“发话”甚至“站台”（竟有的地方政府要追究拥有存款却“恶意不买房”者的责任，真是天下奇闻），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已经被绑架到房地产的战车上！
房地产业的野蛮狂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失灵”。
据统计，房地产业本身占比已经超过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10%；而据国务院参事夏斌日前透露，目前我国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已经高达20%。
房地产业成为最大的行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迫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在某种程度上围绕着房地产业而进退，尤其影响到金融政策手段的正常使用。
《政府工作报告》曾写得明明白白：“要继续把好土地审批和信贷投放两个闸门。坚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抑制生产资料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然而，卖地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命根子；至于信贷闸门，并没有始终“严防死守”，而是松松紧紧，紧紧松松。迫于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压力，银行曾经多次对房地产业“开闸放水”。
从近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走向可以看出，政府存在一种“投鼠忌器”的心结：既担心房价上涨过快引发大面积的社会矛盾，又希望通过房地产业发展来拉动整个社会经济。
因此，许多地方政府政府不得不一次次救楼市。处于土地出让垄断地位的地方政府，就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高房价捍卫者的角色，只不过披上“救经济”、“救百姓”的外衣。
房地产业常常被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心剂”！
房地产业的野蛮狂飙，扭曲了经济结构。
目前，中国的钢铁、水泥的产量和使用量占全球的一半左右，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居民借贷的55%、企业借贷的50%，都投入了房地产。很明显，房地产业严重地挤占了社会资源。而且，房价高腾引发了炒房现象，加剧了企业“脱实向虚”的步伐。一些上千人企业一年的净利润，竟比不上卖两套普通民宅的所得。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正因为房地产业一本万利，各种资本、资源、人力都蜂拥至这个行业，谁还能沉下心去自主创新搞实业？有几家企业能像华为、京东方那样抵制诱惑坚决不搞房地产？一些大牌企业纷纷投身于房地产，而且获得了比主业更高的盈利。这是中国企业文化的悲哀，也是经济结构被房地产业调整的悲哀。
房地产业的野蛮狂飙，延迟了社会消费。
日本在泡沫经济之前的民间消费每年增长4—5％，最高年份达6.9％；泡沫破灭之后的这些年来，始终在0与1%之间徘徊。
在国际社会，一个家庭购买了住房，一般需要延迟三五年、多至七八年的消费，购房贷款的月供额应是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但是，在中国，由于房价极高，在掏空“六个钱包”之上，购房者还要背负二三十年的债务。据抽样调查，我国居民购房贷款的月供额大都在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2以上，不得不压缩日常开支，不得不延迟家庭消费。
而且，由于“强政府”与“强资本”的力量，导致财富分配过度地倾向于政府、偏向于企业，劳动者所得比例越来越小。而劳动者所得，很大部分被迫投入购房和还贷之中。
这使得在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的政府宏观目标，实行起来步履艰难。
房地产业的野蛮狂飙，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中国的房地产商通过国际上罕见的“卖楼花”、“公摊面积”等手段，千方百计地榨取购房者，获取了巨额的不义收入，个个富得脑满肠肥。房地产业的暴利，使社会财富日益向少数人集中。恒大集团总裁2017年的年薪竟高达近3亿元，几乎相当于三四线城市一个小区的房价总额！
房价超常升腾的过程，是资本对中低收入者阶层的掠夺过程！
大批量“房奴”被制造的过程，导致中国社会结构不仅离理想的“橄榄型”越来越远，甚至有悖于“金字塔型”，而是逐步滑向可怕的“倒丁字型”。 在这个社会财富重新洗牌的过程中，显示了房地产商巨大的决定性力量。
早先买房者没有了后顾之忧（尽管需要还房贷），而炒房者更是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但“没赶上车”的后来者尽管有刚性需求，也只能望房兴叹。在一二线城市，人们因是否拥有住房而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
房地产业的野蛮狂飙，一定程度地加剧了腐败的蔓延。
由于地方政府的“背书”，房地产商成了时代的宠儿，取得了绝对的话语权，他们的狂妄言论令人瞠目结舌。本是他们违约烂尾、偷工减料，却不知羞耻地指责购房者“恶意维权”。
尽管国家不断出台调控政策，但房地产商们抱着“大不能倒”的底气疯狂扩张，反正你政府不可能眼看着我倒闭。一个恒大的债务，竟相当于整个中国GDP总额的2%！全国房地产企业的负债总额相当于一年全国GDP的84％！真是突破了人们想象力的天花板。
重要的是，这些房地产商要拿地、要贷款、要拆迁，往往都是去“围猎”握有实权的关键人物。像万科那样勇于公开喊出“绝不行贿”的房地产企业，是少而又少。
现在一些腐败官员巨贪几千万、甚至几个亿，不断突破民众可以想象的底线。其背后的金主，往往就房地产商！
房地产业的野蛮狂飙，削弱了民众向上的动力。
对全社会来说，房地产业应该是消费性的；当然，对于开发商来说是投资活动；对消费者来说，房地产既具有消费属性又具有投资属性。但是，当众多消费者把购房作为投资手段，这个社会能健康发展吗？据调查，在北京已购房者中，投资目的竟一度高达40%以上，这种趋势不是很可怕吗？
且不说那些“房奴”们996、白加黑地为还房贷而艰辛地奋争着，但还总算是有着希望。而那些刚刚走向社会的年轻人，面对着天价，在一二线城市根本就没有买房的希望，哪怕是掏空“六个钱包”！
于是，有的人走向海外，有的人回到小镇，有的人就干脆“躺平”！
中国房地产存在巨大泡沫，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房地产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必须尽快调整至合理的比例。
是保持房价不变，迅速提高居民收入，以缩小购房总价与家庭收入之比？还是让房价缓慢下降、让泡沫慢慢消去，以时间换空间？
反正都是艰难的课题！
19年前，
我评述了一下房地产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49）
在这篇文章中——
我提出了“社会正义”的问题；
我提出了泡沫经济掠夺社会财富的问题；
我提出了过多的企业家进入人大政协可能形成利益集团的问题；
我提出了房地产业可能成为腐败黑洞的问题；
我提出了媒体不应该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的问题。
公众号的留言中，一位朋友问道，你20年前就关注房地产啦？
是的。
我在日本读书、工作期间，几乎经历了日本泡沫经济兴起、鼎盛、衰落的全过程。房地产业的野蛮生长，正是泡沫经济最重要的发泡剂。
所以，房地产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尽管我在编辑部的分工与房地产业基本不搭界。
准确地说，是19年前，也就是2003年。
那时北京新房均价也就六七千元。恍如隔世呀！
那时，我国实行住房商品化后第一波房地产大潮席卷全国。一些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引起了央行的高度关注。
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意在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
没想到，这样一个比较温和的文件，竟遭到房地产业大佬们义愤填膺的口诛笔伐。
这实在是太过分啦！太嚣张啦！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不断发展，社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呼吁奔走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能把集团利益凌驾于社会之上。
对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引发泡沫经济有切肤之痛的我，很快写出了这篇《房地产商凭什么“怒气冲冲”？》的述评。经过一周的沉淀，仔细修改之后，刊登在7月2日的《经济日报》上。
这“爆款”一时间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甚至有房地产大佬怒气冲冲地打电话到报社编辑部，责问为什么刊登这样的文章，要与作者当面交锋论战。
不过，文章似乎是“落花流水”了。
（2003年）8月2日，《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正式发布。有人评价道，这是在与政府机关的博弈中，利益集团第一次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从此，我国的房地产业像脱缰的野马恣意地横冲直撞；各地的房价有如冲天的火箭扶摇直上。
19年后，重温这篇文章，仍有一些值得回味之处。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社会正义”的问题。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这是毛泽东主席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但是，自1950年代末之后，“正义”这个词在我国政治生活就消失了。直到2006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平正义”一词才成为人们的常用语汇。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泡沫经济掠夺社会财富的问题。
泡沫经济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给社会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
“失去了十年”，“失去了二十年”。“失去了三十年”，今天日本社会经济的停滞，就是在继续为泡沫经济“埋单”。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过多的企业家进入人大政协可能形成利益集团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了房地产业可能成为腐败黑洞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媒体不应该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府文件或媒体报道中都极少涉猎的……
19年前，我是这样评述中国的房地产业的——
房地产商凭什么
“怒气冲冲”？
中国的房地产业有没有泡沫？王石、冯仑、任志强、潘石屹等房地产开发商曾在不同的场合大讲特讲并没有什么泡沫。不过，决策高层的信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意在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遭到房地产业“大佬”们“怒气冲冲”的抨击。一些人认为央行121号文件使“房地产业的冬天来了”，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仇富行为”！
好一个“仇富”！问题是你的“富”见得了阳光吗？如果你是通过合法的而不是“猫儿腻”得到的土地，如果你有雄厚的自有资金而不是靠银行的钱玩“空手道”，你有什么好怕的？你能如实公布你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是用多少钱得到的土地，多少钱用于建筑成本，多少钱是净得的利润？全国恐怕也没几个开发商敢于全盘如实公布的！
是的，让一些正在大赚特赚的人们说他们所在的市场有泡沫，无疑是缘木求鱼。一有泡沫就应紧缩，这紧缩岂不断了财路？怎能不引起一片悲鸣？有人不就是在10年前海南、北海的房地产泡沫中淘得了“第一桶金”成为巨富，却让那些“尾楼”一直“烂”到今天，成为全社会的负担的吗？
正义，是社会分配应有的第一要义。央行121号文件如果能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业的泡沫，而且通过这种抑制而矫正社会收入的分配水平，将是功德无量。
这不是“仇富”，这是社会正义的需要。
那还是在去年的两会期间，一位人大代表在我同意不记录、不发表的前提下，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小老弟，两三年内千万不要在北京买房子，实在太暴利了！我本是做贸易的，转来转去转到房地产上，这么高的暴利都使我心惊肉跳的，真担心哪一天会‘崩盘’。”他告诉我说，他做的房地产项目从来没赔过，因为这钱太好赚了，他的投资回报率最低的是30％，最高的是200％！
我在一个海滨城市有个做贸易的熟人，前年他杀入房地产业，迅速成为这个城市的首富。说起房地产来，他的眼睛里闪着绿光，兴奋得（或是懊悔得）直搓手。“晚了，晚了！进入这行当晚了，这些年不知少赚了多少钱！前些年我怎么就那么傻？没有比搞房地产再来钱的了。就是天天开着一辆卡车到银行去装钱，也没有干这行来得快！”
也许并不是所有搞房地产的人都赚了这么多的钱。《万科》周刊里就有文章，通过分析上市的房地产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只有10％左右的数据，来反驳认为房地产是暴利行业的观点，并认为“道德压力”是开发商不可能承受的任务。“富足程度不足导致价格高昂，价格高昂导致双方关系紧张，这是地产商不受欢迎的经济解释。”可是，除了丁磊、吴鹰等少数IT新人类外，中国有几十亿资产的富豪们几乎都在从事房地产业，恐怕否认不了其中的暴利吧！现在已曝光的重大腐败案件里几乎都有房地产商的身影，他们“不受欢迎”恐怕不仅仅是因为百姓“富足程度不足”吧！
地产业的暴利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也正是因为房地产业的长期暴利，加大了我们社会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已经到了非矫正不可的地步了。
公平与效率，不是鱼与熊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无疑是正确的。
根据边际理论，像我们这样缺乏庞大的中等收入层的发展中国家，在分配时将财富适度地集中，会形成长期投资的后劲；然而，如果社会财富过于集中，到了影响大部分人正常消费的程度，势必会拖住社会总需求的后腿。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我国的基尼系数连年升高，甚至超过贫富差距巨大的美国，实在是在给人们敲响警钟。
尽管几乎是全社会都对北京高昂的房价口诛笔伐时，还真就有人说北京的房价并不高。北京市政协城建委委员李晓林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北京收入房价比正常》。他认为，北京收入房价比只有1：7，如果考虑到二手房，只有1：6，是完全正常的；“用行政的、舆论的、甚至是煽情的手段对房价进行迫降是行不通的”。《环球时报》转载这篇文章时说，“有专家认为，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属于正常”，该报批评了一些人把国外的房价收入比4—6倍“奉作神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该报忽视了李晓林的另一个职务——从事房地产的林达集团的董事长。
看了这两篇文章，我等好生奇怪。据新华社去年的报道，“北京商品住宅均价为4700元／平方米，高出全国平均价格一倍多。去年上半年，北京房价上涨25％，涨幅居全国首位。统计表明，北京房价收入比（套商品房总价／家庭年收入）达到11：1，而业内认为比较合理的房价收入比是4：1。”
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人均收入一直高于北京，可其商品房的价格却低于北京。以上海为例，2001年上海的房价平均每平方米比北京低1000元以上，可上海的人均年收入比北京高1000元以上；如果按李晓林们的说法，倒是上海的房价收入比不正常了。
记得1990年我在日本工作时，正值日本泡沫经济的最高峰，日本37万平方公里的总地价竟比900多万平方公里的美国总地价还要高！在东京，当时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住宅价格相当于家庭年均收入的八九倍，经济学家们纷纷以家庭年收入与房价比应为1：5的标准，批评房地产业的暴利和政府的监控不力。可见他们也把收入房价比“奉作神明”。
90年代中期，我的一个朋友花5000多万日元买了一套独门独院的住宅，他认为东京房地产价格已经下滑到底了，因为五六年前需要上亿日元呢！可是，3年后请专家评估时，人家告诉他只值3000万日元了。到底是哪个房价收入比更合理呢？
房地产的泡沫，就是这样造成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掠夺，并给社会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
现在，房地产开发商真是吃香。因为城市经济需要房地产兴旺来拉动，城市官员看重他们；因为存贷差较大的银行愿意贷款给房地产项目来获利，金融机构青睐他们；都市媒体需要房地产广告来支撑收入，舆论机关喜欢他们。所以，房地产商们的嗓门越来越大。
谁都不能否认，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其中企业家是一个强势集团。在这个意义上，过多的企业家进入了各级人大、政协，会出现什么结果？他们会不会利用自己的身份，以议案、提案或其他形式，为自己的阶层或利益集团谋利益？至于有的地方党政一把手兼任企业负责人，更让人感到不安了。
前几年，广州的一处庄园别墅滞销困顿，请了一位“策划大师”重新命名，创造了一个新概念，销路顿时好转，据说那位“大师”也得到不菲的报酬。从此，打造新概念，就成了开发商的“第一要务”了。
现在，北京的房地产概念真是满天飞。什么“和式园林”，什么“第五大道”，什么“奢侈尺度”，什么“私家水域”，等等，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个“郦城”的地段本是很不错，可是竟用了“你一定不会虐待妻子？”的概念，真让人笑掉大牙！那个“颐圆”起了个“碧水云天”的名字，本是很是响亮，可却又加了“行政级”、“正版”的字眼，可谓画蛇添足，档次一下子就降了下来。
“左岸公社”可是大名鼎鼎。本是修建四环路后的一块狭小的空地上的一个项目，噪音问题可想而知，采光也不甚理想，而且没有绿地没有广场；可是有人把那个“双桥”改为“左岸公社”后，这概念便响彻云霄了。概念归概念，可真有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的风情？天知道！
“告别空调暖气时代”，造出这惊世骇俗的概念真需要勇气。盛夏时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高温，真不需要空调？隆冬时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真不需要暖气？这可是天大的好事。每天与自然空气亲密接触，还可以节省能源。不过，这是采用什么样的新技术呢？不敢想象。我在日本和北欧看过最新的民用住宅，日本箱根高档的林间小屋，是把暖气装在地板下的；北欧新型住宅，是把电暖气片装在天花板上的，他们都没有“本事”喊出要“告别”什么的。后来，开发商解释道，“告别空调暖气时代”不是不需要采暖和制冷，而是引进混凝土采暖制冷系统，还要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审视”。
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内房地产大亨们到处作秀、房地产概念满天飞扬、房地产广告铺天盖地。相反，国外的房地产商们都是极为低调的，很少在媒体上露面。日本的媒体也时常报道房地产和建筑业，不过往往是集中于一点，就是“用途不明资金”。日本的大企业几乎都有一笔用途不明的资金，而历来以房地产和建筑企业的数额为最高。尽管这“用途不明资金”需要缴纳高额税金，但企业也不愿说明其真正用在什么地方了。其实，这笔钱是干什么用的，人们心里都明白。
我们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应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鼓与呼；而不应只面对“小众”，甚至成为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是我们媒体的社会责任。
日本外务省签证官故意刁难我
90年代“赛特风波”的前前后后
姜波：在东北的“扬眉吐气”
与在南方的“灰头土脸”
姜波：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
姜波：中国革命的领袖们，
曾在这日本小院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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